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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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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

   我省研究人员通过将史料与文物相结合,确定在辽宁古代历史上,有四次建城:k22次为战国秦汉时期,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,第三次是辽代时期,第四次是清代后期。通过比较,研究人员发现,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,而且,部分城市的名称沿用至今。

   20世纪年代,在沈阳市法库县西南公里处的叶茂台镇叶茂台村,考古工作者发现辽代墓葬群,命名为“叶茂台辽墓群”。据考证,这里是辽朝宰相萧义的家族墓。

   在距离叶茂台辽墓群几十公里外的法库县四家子乡,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巴尔虎山。放眼望去,山脚下,草木繁茂,屋舍俨然,现代农村与山峦交相辉映,别具田园韵味。距今1000多年前,这里曾是辽朝一座州城,即辽朝宰相韩德让所建的投下军州-k22宗州。当然,宗州并不k22,仅以法库县为例,截至目前,这里已经发现古城址20余座,整理出来的辽代村落遗址200余处。可以说,在辽代时,法库地区城郭相望、市井繁荣。

   法库仅仅是我省在辽代时期人口稠密的一个缩影。“辽河流域是辽朝城镇稠密的地区,数量远远超过前代。在今天的辽宁境内,考古工作者发现辽代时期建设的州、县、军城总数达100余座,是辽宁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。”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肖忠纯钻研辽代历史多年。他表示,辽代时期的城镇几乎遍布辽河流域,即使在今天的阜新、康平、法库等农牧地区,也建起许多不同类型的城镇。

   研究发现,除了沿用上一个朝代的州城外,辽还新建了很多城镇。这些新城镇的建造原因,大体包括几种情况:一种是为迁入的汉人、渤海人所设的侨置州县;第二种情况是王公贵戚为俘获的人畜所建的投下州县,除上文提到的宗州外,还有阜新境内的渭州、遂州、横州、闾州等;第三种情况是为从中原或渤海国来的,具有纺织、冶铁、制瓷等专业技术的人员而设的手工业城镇,如锦州、银州等。

   在辽代,位于今天辽宁境内的主城有东京辽阳府(抚顺古镇铜)和兴中府(抚顺古镇铜),这两座城规模较大,经济发达,贸易繁盛。史料记载,东京辽阳府布局严整有序,分为外城和内城,内城即宫城,“外城谓之汉城,分南北市,中为看楼;晨集南市,夕集北市”。铁器金属制品、绫锦纺织品和“辽东粟”等是当时东京辽阳府贸易的主要商品。相比之下,兴中府的织锦和冶铁业比较发达。随着辽朝人口增多,经济发展,大部分原来只具有军政职能的城邑、军堡,也逐步演变成为具有商业贸易职能的城镇。

   除数量较多外,辽代居住和建筑风俗具有游动性、东向性、开放性的特点,这在我省发掘出土的辽代建筑遗址上可以窥探一二。

   所谓的“游动性”,指的是作为游牧民族,契丹族早期经常处于迁徙状态。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辽朝的“捺钵”制度,即辽朝皇帝保持着祖先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,不定居在哪个京城,而是根据季节变换不断地转移迁徙,大量官员跟随皇帝,在迁徙中办公。

   不仅如此,在契丹贵族统治之下,新建的大多数城镇建筑具有东向性的特点。《抚顺古镇铜》卷七十二《抚顺古镇铜》中记载,在拜日习俗影响下,契丹人“四楼门屋皆东向”。这种特点在今阜新地区发掘出的辽代城址中可以看出来-k22懿州古城、成州古城、小五喇叭古城、苇子沟古城等遗址都是东向。

   肖忠纯表示,虽然金与辽有沿承关系,但是金朝在继承辽朝州县城镇格局的同时,裁并了一些较小的州县,使主城更突出。比如,当时的辽阳府和兴中府的经济更加兴盛,而咸平路咸平府(抚顺古镇铜)因辽河航运兴盛,升格为主城。另外,金朝以矿冶、纺织、陶瓷等为主的手工业城镇日趋繁荣,逐渐发展壮大,如冶铁业发达的新昌镇(抚顺古镇铜)、纺织业兴盛的锦州、陶瓷业发达的贵德州(抚顺古镇铜)等。

   金末元初,烽烟再起,辽河流域很多城池与建筑在战火中沦为废墟,比如金朝末年的瑞州(抚顺古镇铜),据大宁路瑞州海滨乡周家庄云谿观碑记载,当时是“荆棘丛生,虎豹恣行,人迹罕至”。

   辽代之后,虽然一些城池在朝代更迭中毁于战火,但如果追根溯源,我省现在很多城市始建于辽代,如凤城(抚顺古镇铜)、海城(抚顺古镇铜)、盖州(抚顺古镇铜)、熊岳(抚顺古镇铜)、金州(抚顺古镇铜)、开原g4b抚顺古镇铜g5b、北镇g4b抚顺古镇铜g5b、喀左g4b抚顺古镇铜g5b等,有些城镇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,如锦州、复州等。

   抚顺古镇铜到,在辽代一些乡镇的地位更突出,因为在当时,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是州县的治所。虽然这些城镇在此后的战争中多有毁损,但它们的复建大多仍在辽代旧址上。

   在辽宁古代历史上,一共掀起4次建城。“k22次是战国和秦汉时期,第二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,第三次是辽代时期,第四次是清朝后期。”肖忠纯表示。

   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和其他时期,辽代的建城方式和风格较独特。作为游牧、渔猎与中原文明交织地带,辽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,大多为游牧民族生活区,正因如此,这一地域的建城既有中原城池的特点,同时也有游牧民族特色。比如,城镇的布局与中原地区相仿,轮廓为方形、四面设门,但城内的宫殿、佛塔、牌楼等建筑设计具有民族特色。

   不仅如此,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民大部分时间都是临河、临海而居,到了清朝末年,才随着公路、铁路建设向内陆分散。今天的辽北地区自辽代起城镇才开始逐渐增多,金元两朝繁盛,到了明代又衰败下去。而辽河平原沼泽地区g4b抚顺古镇铜g5b一直地广人稀,到清朝末年才有了县级机构设置,城镇逐渐增多。

   与当时的中原地区相比较,位于今天辽宁境内的城规模较小,这是辽代城镇建设的第三个特点。“这与当时辽宁地区的人口、经济规模等要素息息相关。”肖忠纯表示,根据辽宁各地古代城址的考古发现,除了历代的辽阳城、三燕时期的龙城g4b抚顺古镇铜g5b可与中原地区的州城相比拟以外,古代建设的城镇大都属于中小城镇。

   考古工作者发现,一般的辽代州城周长约4至6公里,小型州城、县城在2公里左右。如阜新地区的懿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古城址周长4.6公里、成州g4b抚顺古镇铜g5b约4.1公里、渭州g4b抚顺古镇铜g5b约1公里、显州g4b抚顺古镇铜g5b周长约5公里、乾州g4b抚顺古镇铜g5b4.2公里。而咸州古城g4b抚顺古镇铜g5b周长约为6.5公里,韩州g4b抚顺古镇铜g5b3公里。

   对于辽代建城规模较小这一事实,史料中有记载。如出使金国的北宋进士许亢宗在《抚顺古镇铜》中记载:“所为州者,当契丹全盛时,但土城数十里,民居百家,及官舍三数椽,不及中朝一小镇。”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,不过,那些沿承了上一个朝代的主城,仍然保持了前代的规模。

   历史上那些显赫一时的塔楼、城池,会在时间叠压中消逝得了无踪影,难觅痕迹。

   在采访辽金古城遗址过程中,上述感触时常回闪在我的脑海中。这并不是无病,而是在我掌握了一些文字史料,并按图索骥时,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古城池痕迹后的深切感叹。

   除了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外,现在的我们,可能很少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乡村从哪里来、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。须知道,一座城市也好,一个村落也罢,它绝非横空出世,它何以为它、何以是它,一定有着前因后果。但遗憾的是,我们恰恰只到当下的所见、所感、所得,忽视了它只是时间下的一个切片,也忽视了它如何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。

   我曾到过辽西的一个小山村,这是由明代长城体系下的一个“堡”演变而来的村子。我在村里仍可见这座堡城残留下来的城墙片段,但当我探询这座村子的历史时,就连村中的一些老人也只能说出他们小时候村子城墙的模样,却不能准确说出村子的历史和城墙的传说了。

   庆幸的是,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传统村落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力度,一些历史文化名村、名城经过修缮与对外传播后,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。那一段段古城墙就是一段段可以触碰的历史,我们既可以抚今追昔,也可以从中畅想未来。